从数字遗产到考古现场——我在武汉认识文明的保存与传播

“这么近，那么美，周末到湖北。走过南，闯过北，不如荆楚大地美。”

离开武汉前的那几天，我总能在抖音上刷到这段配音。以前听见时，只觉得这几句话朗朗上口；临近毕业再听，心里却忽然生出许多感慨。几年的留学生活即将结束，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街道、江水、校园和人声，也在回忆中渐渐变得清晰。

在武汉生活的这些年里，我去过黄鹤楼，看过东湖四季的变化，也曾往来于长江两岸，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气息。然而，当我回望在武汉度过的时光时，最先浮现在脑海中的，并不是某一处著名景点，而是2024年跟随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参加的一次文化遗产数字化体验活动。

那次活动共有两站。第一站是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。我们在那里体验机器人写书法，观看文物扫描和三维建模，还通过虚拟现实与交互式数字大屏，了解现代技术如何记录、保护和展示文化遗产。第二站是盘龙城考古工作现场和盘龙城遗址博物院。我们从实验室走向考古现场，通过土层、遗迹和出土文物，重新认识武汉更为久远的历史。

出发前，我对“文化遗产数字化”并没有清晰的认识。我知道它大概与文物、博物馆和计算机技术有关，却想象不出这些看似不同的事物会以怎样的方式联系起来。

那天走到实验室门口时，最先吸引我的并不是里面的机器，而是挂在门厅里的一幅以敦煌壁画为题材的画。画中人物衣带飘动，色彩沉静。与它相隔不远，实验室里的屏幕安静闪亮，设备发出轻微的运转声，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机器。

我在门口停了几秒。

一边是敦煌，一边是算法；一边承载着千年前的记忆，一边代表着不断发展的现代技术。它们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并不显得突兀，反而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：这些现代设备，将怎样帮助我们走近一幅古画、一件文物，或者一段已经远去的历史？

走进实验室后，我们首先体验了机器人写书法。

机械臂握着毛笔，在宣纸上缓缓移动。它的动作平稳，没有丝毫停顿。随着笔锋的起落和转折，墨色一点点在纸上铺开，字的轮廓也逐渐显现。

周围有人拿出手机拍摄，我也凑近观看。吸引我的并不只是机器人能不能把字写得漂亮。我突然想起，自己刚开始学习中文时，连汉字的笔顺也常常记错。同一个字，有时写得太松散，有时又挤在一起。老师曾告诉我，写汉字不只是把不同的笔画组合起来，还要注意笔画之间的位置与呼应。

而眼前的机械臂，正按照设定好的程序，复现这些笔画之间的关系。

机器或许无法理解一个汉字为何会让人想起故乡，也无法体会书写者寄托在笔墨中的情感，但它可以准确记录运笔的轨迹，将原本难以用语言说明的书写过程转化为可分析、可保存、可复现的数据。

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技术与传统并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。机器无法代替书写者的情感与创造，却能够记录笔锋的起落与转折，让传统技艺以另一种方式被保存和传承。

随后，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了文物扫描和三维建模。

扫描设备沿着器物表面缓慢移动，逐步采集它的轮廓与纹理信息。不久之后，一个三维模型出现在屏幕上。我们可以转动模型，放大某一处纹饰，也可以从平时难以观察的角度查看器物。

我用手指拖动屏幕上的模型时，忽然产生了一种既靠近、又隔着距离的感觉。

在博物馆里，文物大多陈列在玻璃展柜中。我们知道不能触摸，也不应该触摸。数字模型却让我们能够从不同角度接近文物。它没有真实器物的重量和温度，却可以呈现器物背面、底部以及细微纹饰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信息。

我也由此明白，数字化并不是简单地把文物变成一张更加清晰、漂亮的图片。它改变了人们观看和认识文物的方式。

真实文物通常需要保存在特定的场所，数字模型却可以抵达更远的地方。它可以进入学校和网络平台，也可以跨越国界，让从未来过中国的人有机会看见并了解这些文物。

我对中国文化的许多认识，最初也是从课本、照片和视频开始的。那时，它们离我很远；后来，我来到中国，才逐渐发现，书本里的每一个名字，都对应着具体的土地、声音和生活。

戴上VR眼镜后，这种“远方来到眼前”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。

眼前的实验室消失了，我仿佛进入了敦煌石窟。四周不再是桌椅和设备，而是洞窟与壁画。我抬起头，想看清洞窟顶部的图案，又转过身去观察身后的画面。

我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虚拟的，身体却作出了真实的反应。

有一瞬间，我下意识地放轻脚步，仿佛走得太快便会惊扰什么。我甚至伸出手，想要靠近眼前的壁画。手伸出去以后，我自己先笑了——当然什么也碰不到。

可就是这个动作，让我记了很久。

人为什么总想触碰过去？

也许是因为我们都知道，过去不会真正回来。我们只能借助遗址、器物、文字和图像，想象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，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。数字技术让这种想象变得更加具体，让我们仿佛能够走进历史之中；与此同时，它也提醒我们，眼前所见并不是过去本身，而是今天的人为理解过去重新打开的一扇门。

从实验室出来时，我又看了一眼门口的那幅敦煌画。

刚进去时，我只把它当作实验室环境的一部分；出来时，它却仿佛成了连接刚才所有体验的一条线索。画仍然静静地挂在那里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变化，但我观看它的方式已经不同了。

几天后，我们去了盘龙城。

从数字实验室来到盘龙城考古现场，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。在实验室里，文物可以借助技术迅速呈现在屏幕上；在考古现场，历史却要从层层泥土中一点一点辨认出来。

扫描完成后，三维模型很快就能出现在屏幕上；戴上设备，人也可以在几秒钟内“进入”敦煌。盘龙城考古现场却完全不同。那里没有绚丽的画面，也没有立刻显现的答案。我们看到的是探方、土层、遗迹，以及考古工作者缓慢而细致的动作。

风一吹，地面便扬起一层薄薄的尘土。

我低头观察那些颜色略有差异的土层。说实话，如果没有讲解，我很难从中看出什么，甚至会觉得那只是一片普通的土地。

可在考古工作者眼中，这片土地并不普通。

他们要分辨土色为何不同，一段痕迹与周围的遗迹有何联系，一件器物究竟属于哪一个年代、哪一层土。考古也不是把文物从土里挖出来便算结束。文物出土的位置、周围的遗迹，以及它与其他遗存之间的关系，同样重要。

我以前对考古有一种很简单的想象，总觉得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应该是发现青铜器或者玉器。到了现场才明白，考古更多时候依靠的不是偶然的惊喜，而是长久的耐心。

一把小铲，一把刷子，考古工作者就这样一点一点向下探寻。

有些答案，可能藏在一块不起眼的陶片里，也可能藏在一层几乎没有人注意的泥土中。

站在那里，我想起实验室中迅速生成的三维模型。数字技术能够帮助人们更高效地记录、保护和展示文物，但一件文物最初如何从土地中被发现、辨认并得到解释，仍要依靠极其缓慢而细致的工作。

数字技术让我们看得更远，考古则提醒我们慢下来。

后来走进盘龙城遗址博物院，我才把考古现场那些零散的印象渐渐拼接起来。

展柜里的青铜器在灯光下泛着沉静的光泽。它们不像三维模型那样可以随意旋转，也无法被不断放大，让每一道纹饰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。可是，当我真正站在这些器物面前时，仍然感受到了一种屏幕难以传递的力量。

那是实物所带来的真实感。

这些器物曾经被人制作和使用，后来又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。今天，它们隔着玻璃与我们相对。器物并不说话，却让人意识到，几千年前的人并非历史书中模糊的影子。他们也曾生活、劳动和创造，也曾在这片土地上建设自己的城市。

我那时才真正理解，为什么盘龙城被称为“武汉城市之根”。

在我日常所见的武汉，有长江大桥、有地铁、有高楼，也有每天匆忙穿过校园和街道的人。但在这座现代城市的地下，还保存着一座古老城市留下的遗迹。它并未彻底消失，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留存在土地之中，等待后来的人重新认识。

作为一名越南留学生，我在盘龙城想到的不只是武汉。

我想起越南的红河和湄公河，也想起许多依河而生的村庄与城市。虽然长江在中国，但河流孕育文明的故事，对我并不陌生。人们依水而居，沿着河流迁徙、往来，把物产、技术和故事带到更远的地方。

不同文明各有自己的面貌，却也拥有许多相通的生活经验。

这些相通之处并不会抹去彼此的差异，反而让一个来自异国的人更容易找到理解另一种文明的入口。

经过这两次参访，我对“国际传播”也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。

以前我常常认为，国际传播首先是语言问题。把中文翻译成外语，把中国故事讲给外国人听，当然十分重要。但后来我发现，语言转换只是第一步。

真正让人记住一段历史的，未必是某个宏大的概念，也可能是一个极小的细节。

比如机器人落笔时，墨色在宣纸上慢慢散开；扫描设备移动时，器物表面掠过的一道光；戴着VR眼镜时，那只伸向壁画却落空的手；或者盘龙城考古现场，那些我原本看不出差别的土层。

这些细节先触动了我，随后才引出更深的思考。

如果只告诉别人一个文明有多么悠久、一个遗址有多么重要，对方也许会礼貌地点头。但如果让人看见一笔书法如何写成，一件器物如何被发现，一座古城如何从土层中慢慢显露出来，他们才可能真正走进这个故事。

离开盘龙城时，车窗外很快又出现了现代武汉的街道。

汽车驶过楼房和商店，街灯也一盏盏亮起来。我看着窗外，想到那些埋藏在地下的城墙和遗迹。地面上的城市不断向前生长，地下的遗址则保存着它最初的来路。

我也再次想起实验室门口的那幅敦煌画。

从那幅画开始，我先走进了一个借助数据重现的过去，又走近了泥土中留存的过去。前者让我看到，文化遗产可以借助数字技术跨越空间，抵达更多的人；后者则让我明白，在文化遗产走向更远的地方之前，首先要有人守护它原本的样子，以及承载它的土地。

数字技术不能替代真实的遗址，但文化遗产的价值也不应只停留在遗址和展柜之中。

真实的遗址守住文明的根，数字技术则拓宽文明抵达世界的路。

而我，一个来自越南、在武汉求学的年轻人，也在这条路上找到了自己能够参与其中的方式。我不是考古学家，也不是技术专家，但我可以记住那些让我停下脚步的瞬间，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，把它们讲给更多人听。

那也许就是我能为这段文明做的一件小事：

让一幅画、一件青铜器、一层泥土，跨越语言的边界，抵达更多人的眼前。

作者：阮长江

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23级硕士研究生